交通管制！“村BA”期间，固原这些路段请绕行 [2023-08-26]

（二）同一层级法律文件间的冲突行政法法源的横向冲突主要是指同一层级法律规范的矛盾，最常见的主要有法律之间的冲突、行政法规之间的冲突、规章之间的冲突和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四类。

如果要考察2000年前后中国宪法学的方法转向，林来梵教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是不可绕过的一部著作，[67]该书较为系统的提出了规范宪法学的基本主张、框架和研究方法。三、研究主题的差序格局研究主题是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学术领域的关注焦点和研究主体投入精力的风向标。

[66] 例如，包万超：《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北大法律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二）宪政概念的变迁1.第一回合：何为宪政和宪法概念的命运相似，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为宪政的问题也始于对经典作家表述的超越，也经历了两个回合的反复。类似分类还可参见Richard Bellamy,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71]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王磊：《论宪法的概念》，《法学杂志》1999年第5期等。韩大元教授曾撰文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16次宪法争论，包括宪法学对象之争、宪法序言性质之争、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争、良性违宪之争、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争、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违宪审查制度之争、基本法的解释之争、宪政概念之争、基本权利之争、基本权利效力之争、齐玉苓案之争、基本法律效力之争、国务院的立法权之争、检察机关性质之争、宪法的司法适用之争等。

显然，这种逻辑结构与修宪实践相配合，演绎了1993年、1999年、2004年的三次修宪过程。今天我们看到，宪法学者们大都没有预设太多的前提限制，而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违宪审查的对象、范围、启动程序、适用条件等方面。没有言论自由，很难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言论自由往往是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前提，有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地方一般都已经有一定的言论自由。

八、言论自由与公民监督权民主政府既然由民选产生，就应当受民众监督，这是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言论自由对于受教育权，在学校方面有双重意义。[4] 二、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表达的自由。[32]没有言论自由的学校教育，是满堂灌的机械式教育，培养的是熟练的死记硬背的机器和被异化了的唯唯诺诺的人，而不是充满自由精神、有思想、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而行为表达则可能较为激烈，人们通常习惯于在表达时先用缓和的方式，如果缓和的方式能够使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使表达者的表达欲望得到满足，一般就不再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见杨海坤主编：《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上），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16页。

列宁作为一个瑞士的流亡者的时候对于帝俄的损失，实在要比他在帝俄的国会中做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大得多。这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公民的言论自由不仅意味着公民要有言论的自由，而且这种言论应当是有针对性的，是在了解事情真相的基础上发表言论，而公民了解事情真相的途径在现代社会主要依赖于媒体的报道。新闻自由不仅帮助公民了解真相，而且促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和思考，使公民的各种见解得以更充分的展现和更广泛地传播。

它在事实上是有制约的，但这种制约不是来自法律的制约，在法律上，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同时监督权也并不是这些宪法权利的综合，因为言论、出版、新闻、通讯自由以及诉权等并不一定都涉及监督权的内容，如商业性言论，娱乐性出版，私人间的通讯以及民事案件的起诉等，就不属于监督权的范畴。四、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出版作为一种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表达思想和意见，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是其出版的文字（包括绘画、音乐、摄影等），出版只是帮助实现其思想和意见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当街头巷尾的表达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表达渠道时，它有可能是革命的前兆，这对表达者和压制表达者、进而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20个公民观点一致，那么由他们中的某人向会议宣读他们一致同意的发言稿即可，而其他19人在会议上再次宣读同样的发言稿，就是荒唐可笑的，违反规则的。而创新和突破往往需要对旧有的规范、体制、思路、模式提出怀疑和挑战，提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可能是奇思异想、奇谈怪论、荒诞离奇、大逆不道的观点，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

这种教育不仅是知识和文化的教育，不仅是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训练，而是包括了现代民主、自由、法制的教育。[16]同时，由于口头发表言论时可以借助形体、声音、表情、动作等，因而可能更有煽动性，更富于激情，更容易感染和打动听众，在一种群情激愤的场合，听众可能一时难以辨别发言者言论的谬误而被其误导。

街谈巷议也不完全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主体是公民个人，而街谈巷议的主体是许许多多无名氏。[6] 关于表达自由的外延，各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不一。当英国政府在1925年以煽动罪控诉共产党人的时候，由于每天审判的报道和社论对于此案结果的讨论，使在别的情况下原来不愿麻烦去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无数读者都知道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的范围内，公民的言论应当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不问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么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不管某些数理统计学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击是因为‘他们成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并且是作为资产阶级仆从的数学的历史觉悟的产物也好，还是整个这门学科遭到诋毁是因为‘它没有提供能够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保证也好，这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在直接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和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集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35]因此一个社会中即使有学校，公民也受教育，但如果学校（尤其是大学）没有言论自由，这种教育就可能只是把人工具化的基地，它可能偏重某些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人的探讨和关怀，忽略了培养对自由的尊重和热爱。

正像纳粹的司法部长所作的解释那样，每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必须问它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于是真理这个词的本身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收银员通过使用电子收银机不仅可以掌握商品的库存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顾客的品位和喜好，计算机的发展掀起了一场收集和分析信息的革命，它波及的范围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27]怀疑和批评是科学发展的必备要件，而怀疑和批评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禁止怀疑和批评的言论，科学就不能繁荣，文化和经济也不能发展。思想是内在的，言论是外化的，内在的思想总是需要外化为言论或行为从而加以抒发，这是人性使然，即言论表达是人的普遍欲望，禁止这种表达是对人性的违背。

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是公共的自我和私人的自我……私人信息的交换意味着亲密和信任，如果泄露给第三方通常意味着背叛。相形之下网络是传播言论的既全面又迅速、且非常广泛的渠道，但网络的传播更接近于出版自由而不是言论自由（尽管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通过言论传播自己的教义，争取信众，同时在传教中彼此尊重，寻找和谐相处的共同点，以避免宗教战争，实现人类和平。有了思想自由，言论也不一定自由。

[26]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思想是否自由主要取决于本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思想也受社会环境、时代发展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影响而不是强制）。

没有出版自由，公民的言论将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如口口相传、手抄本、打印稿等，而出版行为则极大地传播了公民的言论，它不仅将公民的言论广泛地扩展开来，而且使公民发表言论的自由正当化、合法化。当社会长期禁止人们自由地思想的时候，人们不久就会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

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民主讨论、商议进行决策的制度，其本身必然包含了言论自由的要求，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实行民主。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作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

[30]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决不能有任何自发的、没有领导的活动，因为它会产生不能预测的和计划未作规定的结果。同时他们又以知识和真理自居，不能容忍别人也拥有和他们一样多、甚至比他们还要多（哪怕是在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真理。科技的发展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个人隐私，如信用卡消费的信息会被银行记录下来用来创建顾客的消费概况和追踪他们的行动。

创作自由要求国家和社会对所有人都敞开创作的大门，对一切可能的创作都予以鼓励倡导，提供方便，而不允许干涉、禁止。在什么领域应当用法律强制，在什么领域只能用舆论引领，这是民主法治国家要分清的基本问题。

[32] [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35、41、38页。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言论，这样的言论不能在社会上自由发表，这个社会就很难创新。所以，因为阅读书籍、文章而崇敬其作者的人最好不要去结识生活中的作者，否则多半会感到失望或惆怅。